国家统计局公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 2024》显示，2023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.01，比 2022 年的 1.07 又下降了 0.06，处于较低水平。

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，国际上通常以 2.1 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。也就是说，考虑到死亡风险，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 2.1 个孩子，才能让出生和死亡逐渐趋于均衡。总和生育率一旦降至 1.5 以下，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。

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 1992 年就已降至 1.5 以下，近年来还在持续走低。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挑战，如人口老龄化加剧、劳动力短缺等，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为应对这一问题，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生育支持政策，其中育儿补贴成为重要举措之一。那么，发钱，真能催生吗？

不可否认，育儿补贴具有积极意义。从家庭微观层面看，经济成本是许多家庭在生育决策时的重要考量因素。育娲人口的研究显示，全国 0-17 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高达 48 万元，农村都快 30 万。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，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育儿补贴能直接增加家庭收入，缓解经济压力。像湖北天门，2024 年出生人口同比大增 17%，其成功很大程度源于 “真金白银” 的投入。生二孩奖 9.63 万，生三孩奖 16.51 万等一系列补贴政策，让许多家庭心动。从宏观社会层面看，育儿补贴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，推动人口结构优化。同时，补贴刺激家庭在婴幼儿用品、教育等方面的消费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，创造就业机会，促进经济增长。

不过，仅靠发钱也存在局限性。首先，育儿补贴的金额与养育孩子的长期成本相比，往往只是杯水车薪。以国家发放的每年 3600 元育儿补贴为例，对于动辄几十万元的养育成本而言，作用有限。其次，家庭生育决策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，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。职场环境对生育意愿影响巨大，尤其是女性在职场中面临的生育歧视问题。生育可能导致女性职业发展受阻，面临降薪、失业等风险，这使得许多女性即便有经济补贴，也对生育望而却步。托育服务的不完善也是一大阻碍。0-3 岁婴幼儿的托育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，优质托育机构数量不足、价格高昂，让家庭在育儿过程中分身乏术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让家长们忧心忡忡，为了孩子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，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和金钱。

要有效提升生育率，需要多管齐下，打出政策 “组合拳”。在完善育儿补贴政策方面，可提高补贴标准，尤其向中低收入家庭倾斜，使其更具吸引力；丰富补贴形式，除现金补贴外，可采用育儿券等形式，确保资金用于育儿相关领域。在改善职场环境上，加强劳动监察执法，严厉打击职场生育歧视行为；推广灵活工作制度，如弹性工作时间、远程办公等，让职场人士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要跟上，加大政府投入，建设更多普惠性托育机构，提高托育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平。教育资源优化也不容忽视，促进教育公平，均衡配置优质教育资源，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压力。

生育政策调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，需要政府、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。只有综合施策，从根本上解决家庭生育面临的各种难题，才能真正提升生育意愿，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