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无可奈何》的震撼之处，在于它撕碎了中产阶级“稳定生活”的幻象，将一场普通的失业危机，演变为关乎人性底线的生存暴力实验。影片中，柳万洙的遭遇绝非个例：他所在的造纸厂被美资收购后，300名员工中仅有12人通过“优化考核”，而万洙因年龄与技能单一成为首批牺牲品。这种“结构性失业”的设定，直指韩国经济转型期的阵痛——传统制造业岗位被自动化取代，中年劳动者陷入“高不成低不就”的就业困境。

万洙的暴力行为，本质上是系统暴力下的“反向投射”。影片通过多场面试戏份，展现职场竞争的荒诞性：面试官询问“如何用一张A4纸杀死一个人”，而万洙的竞争对手们竟认真作答；当万洙因年龄被拒后，年轻求职者嘲讽他“该去养老院而非职场”；更讽刺的是，他最终杀害的竞争对手中，有一位是因公司“数字化转型”而被裁员的IT工程师——这场“传统工人与数字劳工”的自相残杀，彻底撕碎了“技术进步造福人类”的谎言。朴赞郁通过这些细节，将职场异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，而暴力逻辑则成为隐性生存法则。

影片对“暴力合理化”的呈现令人不寒而栗。万洙在杀害第一名竞争对手后，竟在日记中写下“这是必要的牺牲”，将谋杀包装成“职场竞争的终极形态”；他甚至制作了一份“竞争对手清单”，用红笔逐个划掉名字，将杀人异化为“完成KPI”。这种荒诞感在影片高潮达到顶点：当万洙发现最后一个目标竟是昔日同事具范模（李星民饰）时，两人对峙的场景中，背景墙上的“团队合作”标语与满地血迹形成刺眼对比，彻底撕碎了职场伦理的虚伪面纱。

然而，影片并未止步于批判系统暴力，而是深入探讨个体在绝境中的道德选择。具范模的妻子雅拉（廉惠兰饰），曾因丈夫失业而沦为超市理货员，她对万洙说：“我们不是杀人犯，我们是幸存者。”这句话道出了影片的核心矛盾：当生存成为最高法则，道德是否必须让位？朴赞郁通过多线叙事给出答案：美莉在发现丈夫杀人后，选择销毁证据；而具范模在得知真相后，却主动联系警方——同样身处绝境，不同选择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光谱。

影片对“技术异化”的批判同样深刻。万晙所在的造纸厂，生产线已全面自动化，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；而他求职时遭遇的AI面试官，通过算法分析他的微表情与语速，给出“情绪稳定性不足”的否定评价。这些细节暗示，当就业市场被算法与机器主导，人类的价值正被系统性贬低。而影片结尾，万洙在警局自首前，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招聘短信：“45岁以下，精通Python者优先”——这一黑色幽默的收尾，既是对系统暴力的控诉，也是对所有“无可奈何”的现代人的终极讽刺。